人在似醉非醉的时候，是最容易动情的了，有时所想的话题又非常地不合时宜、不合逻辑，真是如梦如幻、如醉如痴。某日与几个朋友在山师大附近的小酒馆里喝酒，于似醉非醉中，竟无端地想起了冯中一先生，涌起了一股深深的伤感与歉疚。遂将在座的某同志当成了冯先生，反来复去地向人家表示敬意与谢忱，令人家莫名其妙又尴尬万分。要命的是第二天醒了酒之后，你无法解释，人家又不认识冯先生，再说那样的一个场合，你如此地“意识流”，谁相信、谁理解啊！干脆就承认自己是酒后失态了，是没出息了，对不起啊。
说是无端地想起，又不尽然。在冯先生去世后的大半年里，我每当路过山师大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他去世前的一个月我们曾在那个小酒馆里喝过两次酒；而且那一天我正收到了山师大为出冯先生纪念文集所发的约稿信，我去那儿的路上，还一直在心里嘟嚷：这文章我是要写的，要写的……
我先前与中一先生不熟，仅是一般地认识。好像是我刚到某刊物负点小责的时候，他的一个研究生也分到了那里。于某次会议上，他遂要我对他的学生多关照。给我一个温和、善良、很体贴人的印象。此后就再没单独打过招呼。
有一个话题是山东文学界都知道，却又是非常不好说的。我先前曾借用《北京人在纽约》上的一句话与朋友开玩笑说，你爱他，让他当作协**；你恨他，也让他当作协**。基于这一点，不管你选不选他，都不是他本人的原因。谁都知道，作协**的差事不是他情愿和主动要求干的；谁也都知道他太善良，善良到让你觉得得罪他一下不要紧，因而，他这个**当得就不是很顺利。不管他多么宽容与坦荡，他还是要尴尬。而我在选举的某些细节中也是让他尴尬者之一。我在醉酒时之所以对他怀着深深的歉疚，觉得一辈子欠他的，就是指这件事。唯一让我稍微心安一点的是，我在此后与他单独的交谈中，向他表明了我的态度，重复了爱他恨他都不是针对他的那么一种意思，他笑笑说，别说了玉堂，我理解……
我之所以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面与他有过较频繁的接触，是基于这样一件事：我听朋友说，先生当作协**之后，列了一个重点作家的名单，并打听这些作家住在哪里，他要逐个登门拜访。名单中有我，朋友说，他那么大年纪了，别让他去看你了，你年轻，他又想见你们，干脆你主动给他打个电话吧，这样也不失礼不是？我当然就很感动，遂主动给他打了电话。先生真是好热情，语气里透着寂寞的人儿想见熟人的那种渴望与急切。他好象着重说了重振鲁军声威、繁荣山东文学创作的四条措施，并说已经跟作协党组和省委宣传部打招呼了，希望你们能积极配合。他遂后夸奖了几句我在[齐鲁晚报]发的那些小文章，并要我把某篇小文中提到的那个文学沙龙办起来。让你强烈地感受到他急于想为作家和文学办点实事儿的那么一种心情。
说实在的，那个文学沙龙的事情，我当初几乎纯是为了写文章的需要，并没打谱真地要办。另外即使要办，也纯是一个民间活动的小事情，不必劳他费太多的心思。可他真是太关心了，从选择地点，到出席人员名单，到老同志怎么接，他都是那么细心与周到！你在觉得他对行政领导工作不是很熟悉、小心谨慎的同时，格外感受出他那种认真与热心。那次见着他我才发现他还吊着一只胳膊，是爬山的时候不小心摔的。
我知他是个著名的资深诗评家、学者、教授，原以为他对小说方面的事情不是很了解的，不想他非常熟悉。我们第一次在那个小酒馆里喝酒（他以茶代酒）的时候，说起话来，他对山东中青年作家的创作是那么了解，如数家珍的一个个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引用某篇评他们作品的文章中的话。他那样平易，你说一件可笑的事情的时候，他即宽容地看着你，多少有些矜持地笑着。我又感受到一种忘年交甚至是长辈与晚辈间的那样一种亲情。席间，我接过酒馆老板的话茬儿，说到要在他72岁诞辰的时候与朋友一起给他祝寿。后来，我知他是将这话告诉给他的家人了。当我远在上海，朋友电告我先生突然去世，先生的女儿恩大女士一边哭着一边提到玉堂要给父亲办生日酒席的，“可就差几个月，父亲就没捱到……”我在电话那端泪水就哗哗的……
那个沙龙还是办起来了，他竟预先准备好了讲话稿。席间，他告诉我，记者发消息的时候一定要提团结和繁荣的字样啊；下一次活动的事你再跟心田商量商量；有老先生要去卫生间，他又趴到我耳朵上：你扶他去玉堂……
此后即逐渐熟了。他好像挺喜欢我的性格，他是于背后说过我人品文品俱佳之类的话的，当面也说过；他也说过其他许多作家的好话，我从没听他说过哪个作家不好的话。他以长者的宽容和学者的严谨，以身作则、一点一滴地做着促进团结、繁荣创作的工作。
他对我个人的创作又是那么关心与细心，连外省的报纸上提到我作品名字的文章他都注意到了，尔后再转告给我；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私事，他都是那么尽心尽力。有时没办成，他又表示过意不去。
……可惜的是，我与他相识相交得太晚了，也太短了。
依然是那个小酒馆，依然是老板过来敬酒，但已物是人非。朦胧中，先生的音容笑貌是那样的清晰，一只胳膊还吊着，他那么慈祥地看着我，我仿佛又听到了他的声音：别说了玉堂……那就不、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