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的大街上，或节日的公园里，人头攒动，人山人海。他们的衣着万紫千红，化妆品色香各异，脸模样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一律的聪明，一个个全是智慧的脑瓜儿。如若不信，你随便拽出一个人来问问吧，他要么是经理，要么是科长，最不济也有大专以上的文凭。这样的一些人走在大街上，就让这世界潇洒了许多，精彩了许多，当然也可怕了许多。


    比方，你开车进城吧，他要拿水管子冲一下你的车，尔后收你十五元；你进饭馆吃顿饭吧，她跟你挤眉弄眼儿，上一些假烟假酒或不干净的东西糊弄你，尔后再把你来嘲笑：任你玩潇洒，吃了一顿伪劣假；你去买张邮票吧，他要么在那里数钱，要么弄一些票据翻来翻去，他永远在那里数钱或翻票据，你急，他比你还急，不等你不耐烦的他就要发火……


    聪明人多了，聪明的职业也多了。我的一位朋友曾在一个档次稍高点的酒家做过一次调查：一桌十个人中，有两位经理，一个厂长，一个总编（当然是有内部准印号的报纸的总编），一个记者（据说还能搞书号，并出过一本报告文学集），一个搞广告策划的，一个为某电视剧拉赞助的，一个筹划着办贵族学校的，两个司机，全是些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人，没有一个是搞粮棉油生产的。这也许没什么代表性，你可以说正好就有那么一桌聪明人让你碰上了。但你若遇见个描眉画眼儿的小妮子，她说不定就演过什么电视剧或傍过大款也是事实。还是这位朋友，他于前年文人下海的热潮中企图筹划着办个公司，结果几个月跑下来，公司没办成，还拉了一屁股债，他最大的体会就是，谁都能当顾问，谁都能搞策划，可就找不着一个具体办事儿的，如今你要找一个傻瓜比找一个天才还要难。


    问题来了：如今还有傻瓜吗？如果有，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大略地调查了一下，傻瓜仍在那灰尘飞扬的田野里，傻瓜在那隆隆响的车间里，火车站的广场上有一些，煤矿的井下全都是。傻瓜很少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更不敢把那灯红酒绿的社交场合来光顾。


    稍微地分析一下吧，那些仍然闷着头直接从事粮棉油或工业品生产，以及一切仍靠工资生活的，差不多都是傻瓜了。


    我所说的傻瓜当然不是指因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弱智或低能儿，而主要是从德行上讲的，类似过去常提的那种革命的老黄牛、革命的傻子。他们都是些安心本职、老实本分的人，是勤俭持家、增产节约的模范；表情永远是想为你干点什么，走路低着头，看地上有螺丝钉或废铁丝没有。现在的聪明人甭说拾螺丝钉了，就是地上有一角以下的小钢崩儿，他能弯下他那个高贵的腰屈尊去拣吗？


    于某次小会上，我提到粮食是傻瓜种的，大楼是傻瓜盖的，一个傻瓜生产出一斤粮食来，九个聪明人在那里商量着如何坑他以及围绕着这斤粮食如何大赚其钱，诸如往里头掺多少沙子为宜或如何哄抬粮价等等。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也如此，看过一幅漫画：楼上一个诸葛亮制定政策，楼下三个诸葛亮在那里研究对策，就觉得挺形象、挺真实。有同志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说笼统地歌颂革命的傻子已不合时宜，如今的企业有不少是私营企业，即使国有企业也大都承包了，你若给他当傻子，千方百计地为他增产节约，可他看着你忠厚老实反过头来给你低工资或整治你怎么办？他恰恰又是个偷税漏税的不法户或贪污犯呢？这就复杂了，所以我说如今你想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明白都很难了，原因还是因为太聪明。但有一个道理很简单：任何单位，都不会招些人去专门算计他，让他既不节支又不增产，怎么垮台得快怎么干的。


    交朋友也如此。太聪明的人没什么长久的朋友，他理论太多，你无法跟他交流。比方他将你的大褂儿剥去了，你跟他要，他能找出一千条理由不还你。你要急了，他说你卖国，就如鲁迅先生所写的：“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今年夏天，聪明人又出新花招：办学。所谓去年办报，今年办学，都是钱来得快、来得容易的买卖。某地一个所谓的人才服务中心与外地某机电学院的一帮骗子相勾结，抓着高考落榜青年急于上大学的心理，以毕业之后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并分配工作为名，从我省招去了几十个农村青年，结果到那里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所谓大专文凭是要你参加当年的全国自学考试，合格了再发文凭。让人家参加自学考试，何必千里迢迢跑到你这里上学？可怜那些家长，省吃俭用攒的三、四千块钱就让这帮骗子轻而易举地拿走了，让你无处告无处讨。一上当青年的家长找到我，痛哭失声而又百思不解：如今是怎么了？教书育人的地方也骗钱？


    我也这么想，是呀，如今怎么了？有傻子瓜籽，就没有傻瓜学校？想到这里，真想到大街上喊一声：傻瓜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