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就想到，若干年后我是要给孩子们说说这件事的，这件事就是我们去见毛**。


    1966年我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一个机要学校去深造。入学通知书拿到手了，户口起了，乡亲们送行的酒也喝了，突然就接到了那个学校的电报：因*****推迟半年入学，具体日期届时另行通知。我遂回校参加*****了。


    这年的“8·18”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到10月底已经接见六次了，我们还以为毛**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见的。比方你总得有组织、有领导地去见吧？多亏外地一些到沂蒙山串联并被毛**接见过的红卫兵告诉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根本不要谁来组织，谁想见就能见上。他们还带来了许多花花绿绿的传单，其中一张上就有周总理的话（不知真假），说是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红卫兵坐火车不花钱。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商量了商量，遂做了一面写有“红卫兵”字样的大旗，背起背包就上路了。


    领头儿的是一个叫孙红卫（“**”中改的）的大同学，那面大旗丈把来长，当然就非他莫属。他走起路来一耸耸的，有点锅腰子上山——前（钱）上紧的味道。他还注意做思想工作呢，强调要学习红军两万五，长征路上不怕苦；同时要加强团结，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那时候的汽车司机真是没得说，遇见我们就主动停下来要我们上车，我们当然就不能上，坚持步行到北京。孙红卫还编了句口号，叫步行光荣，坐车可耻。


    头两天还行，尽管脚上起了泡，但还能坚持。可思想上也开始斗争：一路上都有消息说毛**已经接见七次了，11月下旬还最后接见一次，以后再也不接见了，这个走法能赶上吗？有同学与孙红卫商量，不想他一听就恼了，说是我估计就要有人当叛徒，他自己当还不过瘾，还要鼓动别人当，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后来知道他是怀疑我鼓动别人当叛徒。


    第三天，到周村。我们再也不管叛徒不叛徒了，十来个男女同学全都挤上了火车，唯有孙红卫一个人扛着大旗在站台上很鄙视地看着我们，既高傲，又孤独。此后的几天里，我就经常想象着他一个人扛着大旗，在漫天风雪中弯着个腰一耸耸地往前走的情景，可真是悲壮啊！


    车到济南，十来个同学走散了。只有我们三个同学挤到了一列去北京的火车上。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永定门车站下了车，就有接待站的解放军将我们接到了报国寺粮食部招待所。这时候我就知道，你看着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但接待工作还是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而接待站的标语上也写着“欢迎毛**请来的客人”的字样。


    与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个从别的接待站偷偷跑过来的毛**已经接见过一次的德州的小子。当时各接待站都有规定，凡是毛**已经接见过的都要动员离京。那小子趁送站的不留神，就又跑到了接我们的车上。他说来一回不容易，能多见一次就多见一次。此后我们单独活动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当向导。他还教会了我两首歌，一首叫《北京的金山上》，一首叫《北京有个金太阳》。我开始往往将它们唱混了，那小子就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给我纠正。他个子不高，当时好像是正上初中。可惜我将他的名字给忘掉了。


    11月24日凌晨两点，我们按着头天晚上的布置听着哨声起了床。每人发了一包食品和一条毛毯就上路了。待到西单的东边天安门广场的西边，已是早晨六点了。早有人给我们在长安街的南边儿留了位置，我们遂按着队形坐下了。我们披着毛毯，啃着面包，大唱革命歌曲，还有的则在那里边唱边舞。


    下午两点半左右，长安街上不时地有敞篷吉普车过来过去。德州的那小子说就快了，杨成武一出来说快了。他说刚才坐吉普车过去的人就是杨成武。果然，三点整，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响起了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毛**穿着军大衣，站在敞篷车上，缓缓驶来。那神采！那风度！确实就是一个伟人的形象。没有谁像他那样更像伟人。我们当然就高呼毛**万岁。他后边的林彪啦，周恩来、朱德及其他领导人的车是怎么个顺序记不清了。也只由东往西地走了一趟，不知他们一行是从哪里回去的。


    回接待站的路上，德州的那小子告诉我，刘少奇站在第八辆车上，你看清了吗？我说看是看清了，但具体站在第几辆车上哪能数得过来？他感慨地说，就是毛**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可能也是刘少奇最后一次露面儿。后来的事实果然就如他说的那样。


    回到学校，还有一次我们见了毛**也不光荣与孙红卫没见上也比我们光荣的辩论。那是个敏感的话题，辩着辩着一不小心就要说错话，再一分析一上纲那就要犯错误。加之我们人多，一人一句就堵得他招架不过来。孙红卫没辩过我们，遂拉倒了。如今想起来就挺好玩儿的，也就如昨天的事一样，还历历在目。


    我将这事说给我的孩子听，不想他不以为然。他说是，你们那是干嘛呀？见过毛**的多了，还有毛**单独接见过十几次的呢，那又怎样？毛**的子女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们又能怎样？——确实就不如我原先想象的意义那么重大。这是个无权威的时代，他们谁都不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