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九月末，吏部尚书谭纶任内病故，年五十八。谭纶自幼饱览诗书，思维敏锐，智力过人，性格沉稳。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在台州知府任内练兵抵御倭寇，三战三捷，大振军威。


    后来带领刘显、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屡败倭寇。先后提督两广军务、巡抚陕西、总督蓟辽，任兵部尚书。


    谭纶是继胡宗宪之后朝廷最为知兵的文臣，可谓矫矫虎臣、腹心干城。万历五年张翰因阻挠变法而去职，谭纶被朱翊钧任命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


    攫欝攫。然而就任不到半年，竟然染疾去世，朱翊钧为之扼腕。和吕调阳等人商量过后，追赠其太子太保，定谥号“襄敏”。谭纶的去世，如断张居正一臂，在江陵的张居正听到谭子理去世的消息，为之痛惜。


    万历五年十月初，接替谭纶为吏部尚书的李幼兹和度支部新任尚书郭朝宾上奏，请皇帝夺情张居正，待其三月假满，即回京师理事。


    经过皇帝先后两年出考题点明“真孝”，报纸一年多的宣传，朝廷上下都明白皇帝改“丁忧”制度的决心早定，加上此时朝野政治高压，夺情之议并未像原时空那般引起较大波澜。


    说实话，对于皇帝改“丁忧”制度，朝廷上下官员心内都有些若有若无的窃喜，谁愿意因为父母之丧耽误三年？官场生涯又有几个三年？


    万历五年十月戊子，彗星见于西南，光明大如盏，苍白色长数丈，繇尾箕越斗牛。原时空引起轩然大波的“星变”如期来到，这次星变和张居正的“夺情”搅在一起，引起了万历朝第一次大规模党争，也为大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之一。


    后世被命名为c1577v1的彗星，在经过数以百万年的旅程后，终于到达地球人可以观测的位置。此际的欧洲，丹麦科学家第谷.布拉赫发现彗星是一种天体，且处于大气层之外。这一发现，为伽利略.伽利雷“日心说”的发现又提供了一小块的素材，激发了那颗年轻而天才的大脑，促使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天文学。


    而在本时空此际的大明朝，望远镜的发明和普及才刚刚开始。因为政治的高压和白色恐怖的氛围，言官、御史此时近乎失声，关于“星变”稀稀拉拉的奏本，不过是虚应故事，向皇帝表示此时大明朝的纠错机制没有宕机，还在发挥作用。


    至于这作用大小，言官们表示，这要看皇帝您的心情，您想大就大，想小就小。


    这些奏本中，无人请皇帝修省，也无利用玄象示异，反倒是有口一词，要求皇帝下旨，“儆愓大小臣工其恪修职业，以图消弭。”大家纷纷表示，皇帝没错，错的是我们，我们还没有领会皇帝要大兴变法的精神实质，在工作中拖拖拉拉，才导致老天爷不高兴，派彗星来的。


    在深宫中养腿的朱翊钧，曾指示侍从室从头梳理历史上所有彗星的记录，试图从逻辑上证明“彗星灾异说”的谬误，从而动摇“天命不可违”思想，为变法扫除思想上的障碍。然而很遗憾的是，这次“谬误证明”最终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侍从们以史料上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彗星这玩意的出现，大部分确实和灾异相关。


    站在皇帝一方的侍从试图反证：灾异是一种常态，彗星是一种变量，两者重合并不意味着灾异和彗星有相关性，毕竟历史上好多次更大的灾异和亡国之兆并没有彗星作为呼应。


    这不失为一条好的宣传路子，但驳倒这一论点也非常容易：谁规定“天”只用彗星这一种方式来示警的？地震、大水、异形的动植物，都是警告手段！


    究其本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不过是对皇权无可奈何之下的约束手段。因为它从逻辑上的自洽，要推翻这一学说非得科学大成，且深入人心不可。


    朱翊钧想利用历朝历代被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史官所作的记录，来证明彗星无关乎灾异，相当于拿史官的刀来削他们的把儿，简直缘木求鱼。


    即使到了科学昌明二十一世纪，相信天人感应学说的还有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各大灾异，已经穿越回大明的朱翊钧想起这个年份，心里面也照样嘀咕。


    于是，深感任重道远的朱翊钧，只能约见朱载堉，向他提出关于彗星的一些设想，并让他组织皇家格物院的天文专家进行验证。


    另外，两京的报纸上，也出现了一些彗星和灾异之间的讨论文章，正反两方争论的不亦乐乎，对朱翊钧来说，不过聊胜于无罢了。


    ......


    彗星和张居正的夺情之议，并未引起政治上的动荡，不过是因为现在皇帝用刀子开了无双——无人敢做杖马之鸣。


    巘戅妙书苑miasm戅。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的变法诏书在贯彻过程中就一帆风顺。相反，因为皇帝和张文明遇刺引发全国性的大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以地主士绅为代表的基层统治阶层，很多成了无脑黑，连变法的内容都没搞清楚，就开始抵制变法政策的实施。


    他们抵制的手段太多了，任何一项县政的实施，都离不开乡绅族老对本族的宣贯和带头，他们只要对县衙官员来一个集体的避而不见——就能让一县之政大半停摆。


    更别说，好多乡绅还通过本族子弟控制着县学，而县官要想完成“文治”考评，县学学生在士林中给出差评是县官不可承受之重。


    万历五年的大逮捕，到十月底的时候，人数已经超过五万，近千豪绅因此破家。而他们的姻亲故旧，近乎能联络上全国小半以上的士绅。出于对锦衣卫乱兴大狱的抵制，变法在帝国基层的阻力极大——很多地方官被上挤下压，死的心都有了。


    万历五年的大明帝国，酝酿着变乱的激流，人心惶惶不知向何处去。


    这些鼎沸的压力，一方面促使部分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学者在考虑国家的兴亡出路；另一方面也激发全国性的大讨论——皇帝的遇刺和张文明的死于非命不是秘密，伴随着两件事的各类八卦谣言，变法的内容也散布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当然，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还是以王通为首的锦衣卫。王通早已征得皇帝同意，将锦衣卫中、高层家眷按照自愿原则，换了身份搬离故土。他本人则搬入亲军都尉府，日夜指挥这太祖以来第一大案。


    驻南京的锦衣卫同知杨俊卿，他的家却搬不了。排山倒海般的压力纷至沓来，让屡次亲自拷问董剑雄无果的杨俊卿终于明白——杨家到了站队的时候了。


    是秉承着和大多乡绅站在一起的立场，平反冤狱？还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以是否反对变法为准绳，消灭反对的声音？这是一个涉及家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而杨俊卿也终于看清楚，皇帝为什么没有像张居正一样，对于谋害张文明的幕后真凶有必得之心。张居正要报杀父之仇，当然复仇的对象越准确越好；皇帝则要通过一南一北两个大案，将变法反对者从统治阶层剔除，并儆其余，因此张文明案的幕后真凶，不妨模糊些。


    因此，帝国南方的锦衣卫在杨俊卿的指挥下，不停的顺藤摸瓜，要搞清张文明案的真相；驻扎京师的锦衣卫指挥使王通，则命令各级锦衣卫收集反对变法者的名单——大清洗近在眼前，杨家将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