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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被占领的城市

    第十一章被占领的城市(第1/2页)


    一


    一八一〇年六月,弗里德里希在柏林度过了第一个月。


    他住在大学附近一栋老旧的公寓楼里,四楼,一个朝北的小房间。房间比柯尼斯堡那间还小,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转身都困难。但窗户对着一条安静的巷子,不像主街那么吵,夜里能睡个好觉。


    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丈夫是王宫里的马车夫,三年前去世了,留给她这栋楼和一笔不多的积蓄。她姓霍夫曼,满头白发,说话慢吞吞的,但对学生很好——早饭多给一个面包,冬天多给一床被子,从不额外收钱。


    “你从东普鲁士来?”第一天搬进去时,霍夫曼太太问他。


    “是。”


    “那边听说很苦。”


    弗里德里希没有接话。


    霍夫曼太太叹了口气,摇摇头,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碗热汤回来,放在桌上。


    “喝了。你太瘦了。”


    弗里德里希看着那碗汤,愣了一下。这一幕太熟悉了——三年前,在柯尼斯堡,贝克尔太太也是这样,端着一碗汤放在他面前,说“你太瘦了”。


    “多少钱?”他下意识地问。


    霍夫曼太太瞪了他一眼。


    “不要钱。喝你的。”


    弗里德里希端起碗,一口一口地喝着。汤很热,里面有土豆,有胡萝卜,有几片切得很薄的香肠。他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这么浓的汤了。


    窗外传来教堂的钟声,当当当的,一声接一声。


    柏林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二


    费希特的课在每周二、四、六上午。


    他比在柯尼斯堡时瘦了一些,头发更白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第一堂课,他走进教室,目光扫过台下,然后停了一瞬——他看到了弗里德里希。


    那目光里有一丝意外,也有一丝……弗里德里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像是欣慰,又像是别的什么。


    下课后,费希特走出教室,经过弗里德里希身边时,轻轻说了一句:


    “来了就好。”


    然后他就走了,没有再多说一个字。


    弗里德里希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瘦削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你认识费希特教授?”旁边一个学生凑过来问。


    弗里德里希摇摇头。


    “那他怎么跟你说话?”


    弗里德里希想了想。


    “也许他认错人了。”


    那学生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走了。


    弗里德里希没有解释。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在柯尼斯堡听了费希特两年的课,但从来没有和费希特单独说过话。费希特甚至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费希特知道他是谁——那个坐在最后一排、一堂课没落过的旁听生。


    这就够了。


    三


    汉斯在七月初到了柏林。


    他穿着崭新的军装——普鲁士军队的深蓝色,领口有银色滚边,肩膀上还没有军衔。站在火车站门口,腰板挺得笔直,和周围那些佝偻着背的平民完全不一样。


    弗里德里希一眼就看到了他。


    “汉斯!”


    汉斯转过头,看到他,嘴角微微扬起——那是汉斯式的笑容,很淡,但确实是在笑。


    “到了?”


    “到了。”


    两个人站在那里,忽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三个月没见,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又好像什么都不用说。


    “军官学校在哪儿?”弗里德里希终于问。


    “夏洛滕堡那边,挺远的。”汉斯说,“你呢?”


    “大学附近,弗里德里希大街那边。”


    汉斯点点头。他环顾四周,目光落在街角那几个法国士兵身上。


    “很多。”


    弗里德里希知道他在说什么。


    “比柯尼斯堡多。”


    汉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


    “会变的。”


    弗里德里希看着他。汉斯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看着那些法国士兵,目光平静得像在看几棵树、几栋房子。


    “你怎么知道?”


    汉斯转过头,看着自己的朋友。


    “因为我在这里。因为你在这里。因为很多人在做准备。”


    他顿了顿。


    “沙恩霍斯特的军官学校,你知道招了多少人吗?两百个。两百个和我一样的人,不分门第,只看能力。我们学的是新战术、新思想、新东西。法国人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普鲁士有四万人的军队,不知道这四万人后面,还有什么。”


    弗里德里希听着这些话,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某种东西在慢慢生长,他自己也说不出那是什么。


    “走吧,”汉斯说,“带我去你住的地方看看。认认门,以后好找你。”


    两个人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前走。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法国士兵从他们身边走过,偶尔看他们一眼,然后又移开目光。


    弗里德里希忽然问了一句话:


    “你觉得还要等多久?”


    汉斯沉默了很久。


    “不知道。也许两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但总会来的。”


    四


    那年秋天,弗里德里希见到了洪堡。


    那是在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里,洪堡坐在书桌后面,比一年前老了一些,但目光还是那么锐利。他看到弗里德里希走进来,点了点头。


    “坐吧。”


    弗里德里希在他对面坐下。


    “笔记我都看了,”洪堡说,“这一年的进步不小。有些想法,虽然还幼稚,但至少是自己在想了。”


    弗里德里希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柏林吗?”洪堡忽然问。


    弗里德里希想了想。


    “因为施泰因先生提到过我。”


    “那是一个原因,”洪堡说,“但不是最主要的。”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弗里德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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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泰因走之前给我写信,说有一个孩子,从东普鲁士来的,父亲是耶拿的伤兵。他说那孩子眼里有一种东西——不是聪明,不是勤奋,是别的东西。他说,那种东西,在现在的普鲁士很少见了。”


    他转过身,看着弗里德里希。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弗里德里希摇了摇头。


    “是困惑。”洪堡说,“真正的困惑。不是那种假装困惑来显得深刻的人,是真的在想、在问、在找答案的人。这种人,一百个学生里也出不了一个。”


    他走回书桌前,坐下。


    “施泰因让我留意你。费希特也让我留意你。两个最会看人的人,都说你值得留意。所以我想看看,你到底能走多远。”


    弗里德里希沉默着。


    “我不知道能走多远,”他终于开口,“但我会走下去。”


    洪堡看着他,忽然笑了——和一年前一模一样的笑容,很淡,转瞬即逝。


    “那就好。”


    五


    那年冬天,弗里德里希收到了一封意外的信。


    信是从庄园寄来的,但字迹不是父亲的——是一个陌生的笔迹,歪歪扭扭,有些地方墨水洇开了。


    “弗里茨:


    你父亲病了。去年冬天开始咳嗽,一直没好。今年入冬以来更重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他不让我告诉你,说你在读书,别分心。但我偷偷写的这封信,托人带到镇上寄的。


    你不用回来,回来也没用。你读你的书,想你的问题。你父亲说,这就是他最想要的。


    母亲字”


    弗里德里希拿着那封信,在屋里坐了很久。


    窗外,柏林下着雪。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窗玻璃上,很快就化成水,流下去。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当当当的,和柯尼斯堡的钟声一样,又不一样。


    他想起父亲拄着拐杖站在门廊前的样子。想起那条空荡荡的裤管在风里摆动。想起父亲写信时歪歪扭扭的字迹。想起父亲说的“家里都好”、“别操心家里”。


    他把信折好,放进贴身口袋里,和那枚勋章、洪堡的信、卡尔和汉斯的信放在一起。


    然后他拿起笔,给母亲回信:


    “母亲:


    信收到了。


    我会好好读书,好好想问题。告诉父亲,我在柏林很好,吃得饱,穿得暖,课也听得懂。让他安心养病,别惦记我。


    等夏天放假,我就回去看他。


    儿弗里德里希”


    他把信折好,封上口,放在桌上,准备明天一早寄出去。


    窗外,雪还在下。


    六


    那年冬天,柏林很冷。


    弗里德里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往铁皮炉子里添柴。柴是霍夫曼太太给准备的,不多,得省着用。烧完一炉,能暖和半个时辰,然后就得再添。


    他坐在炉边,借着火光看书。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还有洪堡推荐的一些新书——有些是普鲁士人写的,有些是英国人写的,有些是法国人写的。法国人写的书,他读得最慢,因为要先在脑子里翻译一遍。


    窗外偶尔传来法国士兵的歌声。他们在酒馆里喝醉了,就唱那些弗里德里希听不懂的歌。那歌声飘过来,裹在风雪里,听不太真切。


    他有时候会想起让,想起那个在庄园里住过十三天的阿尔萨斯士兵。让现在在哪儿?还在当兵吗?还活着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在这个被占领的城市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他坐在炉边,读着那些书,想着那些问题。


    这就是他该做的事。


    七


    那年除夕夜,汉斯来了。


    他穿着那身蓝军装,肩膀上已经多了两道细细的银色条纹——那是下士的军衔。他站在门口,身上落满了雪,脸冻得通红,但眼睛里有一种光。


    “你不在军营里过年?”弗里德里希问。


    “请了假。”汉斯说,“来看看你。”


    两个人挤在那个小房间里,霍夫曼太太端来了热汤和黑面包,还多给了一块黄油。弗里德里希点起蜡烛,两个人围炉而坐。


    “军官学校怎么样?”弗里德里希问。


    “累。”汉斯说,“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跑步、操练、上课、操练、上课、睡觉。比当兵还累。”


    “后悔吗?”


    汉斯摇摇头。


    “不后悔。”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


    “沙恩霍斯特亲自给我们上过课。”


    弗里德里希愣住了。沙恩霍斯特——普鲁士军队改革的总设计师,那个在暗中重建军队的人,那个法国人一直盯着却抓不到把柄的人。


    “他说什么?”


    汉斯想了想。


    “他说,军队不是机器,士兵不是零件。他说,要让士兵知道为什么打仗,而不是只知道服从命令。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打赢法国人。”


    他转过头,看着弗里德里希。


    “我父亲在耶拿打过仗。他说那时候,军官只管喊‘前进’,士兵只管往前冲,冲上去就死,死完了下一排继续冲。他说那不是打仗,是送死。”


    弗里德里希沉默着。


    “沙恩霍斯特说,不能再那样了。”汉斯继续说,“他说,要让士兵活着,也要让士兵愿意去死——为了值得的东西去死。”


    “什么值得的东西?”


    汉斯沉默了很久。


    “我还在想。”


    窗外的雪停了。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当当当的,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弗里德里希举起手里的杯子——那是霍夫曼太太给的,里面装着热水,没有酒。


    “为了新的一年。”


    汉斯也举起杯子。


    “为了那一天。”


    两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一八一一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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