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厚是我所有作品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确实也就不能准确地分辩出哪些是他真干的，那些事里有水分。我在尽力写出生活中真实的刘乃厚。
刘乃厚跟我一个庄，虽然同姓刘，但并不近。我到现在闹不清他为何管我大姐叫大姑，而管我叫大兄弟。搜寻我童年时的全部记忆，我第一个认识并能记住的庄上的人就是他。他外号叫指导员。经常在关帝庙前的石台上哗哗啦啦地拉枪栓。他当然就是基干民兵，手里有一杆老枪。整个五十年代，庄上所有的基干民兵都有枪，但一般都不背出来。他是唯一有事儿没事儿地就背着枪在庄上转两圈儿的人，而后就到关帝庙前的石台上拉枪栓。我们童年乃至少年时期对枪是何等的崇拜呀，他在那里拉枪栓的时候，我们就去看。这时候你瞧他那个神情，那真是要多傲慢有多傲慢，嘴角撇撇着，一副真指导员的架势。你要摸摸枪托儿，他是绝对不干。他当然还喜欢办其他方面的公事儿，比方庄上杀猪的时候，他往猪腿上的小口里吹气儿以使死猪虚胖胧肿好褪毛了；春节过后队上请烈军属吃饭的时候提水端盘子了；庄里开会的时候，他在旁边转转悠悠，尔后嗷地一嗓子：“别说话了，好好听，嗯。”了……他是整个解放区文化的代表，衣服褴褛饿着肚子却自觉地替穿得比他好吃得比他饱的人操心。
任何一个村庄或家庭，都有些让人尴尬的事情。比方人家正干着不愿意让人看见的事儿，你无意中遇上了，那就要尴尬。还有些不太好启齿的事情，你背后说说可以，也能义愤填膺，可要让你去当面处理，你就不一定干。刘乃厚弟兄四个，他是老小，到死仍是光棍儿一条。他那三个哥哥，谁都不曾为他的个人问题操过心，可谁家有尴尬的事儿，都要让他去处理，他自己也当仁不让，显示出很好的品行及悲剧性格。你比方他大哥有个长得不错的闺女，跟庄上一个也姓刘、但并不近、若按庄亲那闺女须管那人叫爷爷的青年谈恋爱，并把登记结婚之后才能干的事情提前办了，搞得一时满庄风雨。那弟兄三个气乎乎地凑成堆儿商量，要把那青年的“狗腿砸断一条”。后来寻思寻思若要大张旗鼓地砸，等于败坏自家的闺女，就不如先找那青年谈谈，让他们立即断。若要断了自然没话说，若要不断再砸也不迟。可谁去找那青年谈呢？那家伙还有点文化什么的？那三位商量来商量去，就找到老四了。他们如此这般的布置好（在刘乃厚的窝棚四周埋伏着），刘乃厚将那青年叫来即开始谈。农村中没有什么秘密能保得住，那晚上十来岁的我也去旁听了……
——往事越来越清晰。当时的刘乃厚做擦枪状，上来即问那青年：“你是哪个单、单位的？”那青年说，庄户人家还什么单位不单位啊。“你态度放老实点儿，不老实狗腿不给你砸断！快说，你跟我侄女是怎么个事儿。”那青年也是孬种一个，另外他可能也听见窝棚四周悉悉索索，有鸿门宴之光景，遂乖乖地交待了。刘乃厚还不过瘾，不时地提醒那青年：“还有，在棉花地里那次你还没说，别以为我不知道！”连续审问了三晚上，直到那青年表示坚决跟那女孩儿断绝关系，此事办成，他大哥请他吃了一顿饭，无非是煎饼卷豆沫之类，他感动地说是：“以后再有这种事，提前说一声，早做准备早下手。”
1972年，我第一次从部队回来探家。四年没见，他见着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怪恣来！我说你恣什么？他说，赫鲁晓夫死了。我说赫鲁晓夫死了有什么可恣的？他说，世界上又少了个修正主义坏家伙，这么死下去，咱们社会主义江山就更加万年长了。那时，海军的军装跟公安人员的服装差不多，他悄悄问我：你给毛**当警卫员是不是？我说，我当的是海军，不是武警。他就说，赶不上给毛**当警卫员好，什么工作也不如给毛**当警卫员好。
……他就是这么替别人操心，替党和国家及其领导人操心。
我最后一次见着他，是我下一次探家的时候。他照例地来看我。那时估计庄上刚放过《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说起话来，他说是，列宁这个同志，鸡毛狗哆嗦的，没个稳重样儿，说起话来舞舞扎扎，那怎么领导好革命？旁边就有人说，你想反革命啊？列宁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呢，你怎么可以说他鸡毛狗哆嗦？一下子吓得他脸干黄，一晚上再没说话。直到我探家期满回部队的时候，他到停车点送我，偷偷将我拽到一边儿说是，大兄弟，那件事你多担待一点儿。我说哪件事？他说，我说列宁鸡毛狗哆嗦是我的不对，我觉悟不高，不知咋回事儿的怎么就说溜了嘴呢！快五十的人了，我算白活呀！他诚惶诚恐的神情就让我大吃一惊。直到我写这篇短文，一闭上眼仿佛还能看见他那布满着麻子的脸上透出的那种惊吓与虔诚。
他于八十年代中期去世了。我每次回去还要说起他，我大姐甚至也把他的真名实姓给忘了：“噢，你是说‘指导员’呐，指导员是守着他的称呼，背后都叫他‘半页子’，如今这样的人不多了，一个个精豆子似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我就感慨不已：农村中部分古朴淳厚的乡情，往往就是由刘乃厚们支撑着的；它同时也构成了农村独特而又多彩的文化，没有了刘乃厚，农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写了这篇小东西之后我也不准备再写他了。你跟如今的些小青年说他，往往让他蒙受耻辱：一个半吊呀！二百五呀！那就让我们：别了，乃厚？！